1、“大躍進”運動

1957年“一五”計劃提前完成，增強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經濟建設的自信心。加上整風運動中，一些工廠、農村出現生產迅速增長的新氣象，使許多人認為可以出現比“一五”計劃高得多的建設速度。“大躍進”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逐步提出并加以推進的。

“大躍進”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但由于全國各族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表現出極其高漲的勞動熱情和創造精神，這一時期也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2、人民公社化運動

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其基本特點被概括為“一大二公”，實際上就是搞“一平二調”。它嚴重地脫離了農村的生產力水平，致使ー平二調”之風泛濫，即造成各個合作社之間社員之間嚴重的平均主義，以及政府和公社經常無償地調用生產隊的土地、物資、勞動力，甚至調用社員的房屋等，損害了廣大的社員和小集體的利益。

3、1958年秋冬至廬山會議前期的糾“左”努力

1958年秋冬之間，黨和政府逐漸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了不少亂子。＊＊＊的頭腦也逐漸冷靜下來，通過調查研究較早地覺察到運動中出現的尖銳問題，并立即著手糾正已經察覺到的問題。

11月到12月間，在武昌舉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著又舉行了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全會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目前農村人民公社仍然屬于集體所有制;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以及國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人民社仍然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制度;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及存款，永遠歸社員所有，并可繼續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

毛澤東提出要從公社內部所有制分級的問題入手，進一步糾正“共產風”。

在糾正人民公社化過程中的問題的同時，政府對過高的生產指標也作了適當的壓縮。

總體說來，從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經過八九個月糾“左”的努力，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這種糾“左”是在繼續堅持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進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很大的局限性。

4、廬山會議

1959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想統一對形勢的認識，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動員全黨完成19年的“大躍進”任務。但是會議表明，黨內高層對1958年以來的工作和當前形勢的估計存在著許多分歧。

5、20世紀60年代前期的國民經濟調整

面對嚴重困難，全黨和中央逐步清醒過來，決心大興調査研究之風，認真糾正錯誤，調整政策1960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徹底清理“一平調”，徹底糾正“共產風”，一心一意地發展農業生產。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1年3月，農業六十條的貫徹執行，對于克服嚴重存在的平均主義，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從1961年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起，中共中央總結歷史經驗，繼續糾正“左”的錯誤，推動國民經濟轉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調整時期。這些工作條例的制定，還使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開始有了具有本國特點的具體規章制度，是這一時期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積極成果。由于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的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6、“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及其意義

1962年1、2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打破慣例，直接請來自中央、大區、省市自治區、地區、縣五級的黨政軍領導千部七千余人與會，以便于中央與地方各級的直接溝通，被稱為“七千人大會”。

意義：這次會議對于恢復實事求是、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起了積極作用，在貫徹落實“八字方針”、推動形勢迅速好轉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

7、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至1965年，在多數城鄉發起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問題都作為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來處理，曾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

8、“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它使中國共產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觀愿望，是為抵御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圖謀，消除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等現象，防止國內資本主義復辟，并為人民群眾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監督和管理尋找一條途徑“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斗。

9、“二月逆流”

1967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軍委領導人參加的碰頭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做法提出強烈的批評。然而，這次抗爭卻被誣稱為“二月逆流”而到壓制。

10、林彪反革命集團

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事件的發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宜告了“文化大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11、“四人幫”

1973年8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方針。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

12、“文化大革命”的結束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東了“文化大革命”。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幫”的消息，舉國上下一片歡騰。中國人民在經歷了十年磨難和挫折之后，終于迎來了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13、“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社會歷史原因

首先，我們黨在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新的歷史階段之后，對于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不發達的國家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并沒有完全搞清楚。

其次，由于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積累下了豐富的階級斗爭經驗，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新事物、新問題時，容易照搬過去的經驗，把本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看作是階級斗爭，仍然習慣于采取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去處理。

最后，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遭到嚴重破壞，致使黨無法依靠制度的和集體的力量及時地發現并糾正錯誤。

14、科學分析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所犯的錯誤

首先，中國共產黨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其性質和宗旨都沒有改變。

其次黨內外廣大干部群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抗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

最后，毛澤東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